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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8年落網:走私象牙制品的服裝商人認罪認罰

呂佳臻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2018年10月26日起正式成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制度,對于提升審判效率、落實寬嚴相濟的指導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面對一項新制度,人們總還存在一定的疑問。透過張某華涉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一案,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選擇認罪認罰,認的究竟是什么,從寬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被告人確認證據)
 
         “對于這個事情,我是認罪認罰的。雖然前幾年對法律無知,但是不代表可以逃避法律的懲罰。這個事情對我和我的家庭也是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我的父母已經八十多歲了,我不知道出去以后能不能見到他們。我的第二個小孩九歲了,最需要家庭陪伴的時候,我不知道五年之后,孩子正值青春期,我的事情會不會對孩子有影響。這是我后悔的地方。”被告人張某華在庭審結束時如此說道。
 
       2019年8月20日上午,被告人張某華涉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一案在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對于認罪認罰,張某華曾表現出部分疑惑,但經過法官確認,他最終認罪認罰。
 
       近日,本刊記者從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獲悉,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張某華犯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宣判后,張某華沒有提起上訴。
 
       1.認罪認罰“認”的是什么
 
       “你是否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在法庭調查伊始,公訴人詢問道。
 
       “簽署了。”張某華回答。
 
       “你是自愿簽署的嗎?”公訴人再問。
 
       “自愿的。”張某華再答。
 
       張某華,一名來自湖南的商人。2011年,他在廣州經營服裝生意時,與同在廣州經商的老鄉熊某榮相識。張某華曾委托熊某榮加工過服裝,主要做輔料,包括扣子、領花、肩章等小件。
 
       根據張某華的供述,2011年,兩人一起從廣州坐飛機到達了非洲第一人口大國尼日利亞。此行,兩人是去考察尼日利亞的服裝市場,當時并沒有商量將象牙帶回中國。
 
       到了尼日利亞后,兩人都想買一些象牙帶回去送朋友。根據熊某榮的供述,尼日利亞的一些朋友介紹,在尼日利亞做生意的很多中國人都買象牙制品帶回國,但同時也告訴熊某榮,中國是不允許帶象牙入境的,不過,只要不被海關人員過機檢查,就可以順利帶出去。于是,兩人抱著僥幸心理都買了象牙制品,各自裝了一整行李箱,希望能順利通關,但他們未能如愿。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以下簡稱四分檢)的公訴人指控,2011年6月22日23時左右,張某華與同行人熊某榮自尼日利亞港口城市拉各斯經迪拜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入境。張某華出關時,因行李箱遲遲沒有從行李轉盤出來,察覺行李箱中的象牙可能被海關查獲,遂給熊某榮打了四五個電話,無人接聽。因害怕自己裝有象牙的行李箱也會被查到,張某華未取行李箱直接出關逃離了海關查驗現場,并潛逃國外。
 
       2019年3月1日,越南警方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友誼關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將被告人張某華移交北京海關緝私局。這時,距離張某華逃離海關查驗現場已經過去了近8年。
 
       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提到,被告人張某華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證據沒有異議,并自愿認罪認罰。四分檢認為,被告人張某華的行為構成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建議判處張某華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至七年,并處罰金5萬元至7萬元。
 
       那么,認罪認罰認的究竟是什么呢?
 
       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首席專家顧永忠在接受《法律與生活》記者采訪時解釋道,認罪首先認的是事實或者行為,其次包括罪名,這是因為后續認罰中的“罰”包括具體的量刑建議。量刑建議是根據罪名確定的,不同罪名的法定刑并不一樣。如果不認罪名,就無法提出量刑建議。
 
       “嚴格來說,量刑建議不是由檢察院單方提出來的,而是在審查起訴階段,與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包括辯護律師或者值班律師協商的結果。對于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也可以提出意見進行協商,直到雙方最后達成一致;否則,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就不應該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顧永忠說。
 
顧永忠進一步解釋,在認罪認罰過程中,檢察機關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有關法律規定并應當向犯罪嫌疑人解釋清楚,必須保障其是自愿認罪認罰,誰也不能強迫其認罪認罰并簽字。
 
       2.認罪認罰與無罪辯護是否矛盾
 
       “是你攜帶的象牙嗎?”法官詢問張某華。
 
       “是我攜帶的,沒有意見。但是,公安一直沒有出示實物證據給我看,因為過這么長時間,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變化。”張某華回答。
 
       在本次庭審的舉證質證過程中,張某華的辯護人對作為物證象牙制品的照片提出了異議,認為這些照片沒有注明“內容與原件核對無誤”的表述,因而認為這些照片屬于瑕疵證據。
 
       對此,公訴人表示,已經注意到了瑕疵的地方,但經過審查,尤其是在經過張某華的確認之后,對本案相關照片所能證明事實的客觀性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所以,從認罪認罰從寬提高訴訟效率的角度來說,有關瑕疵證據不影響基本事實的認定。
 
       云南瀕科委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也是公訴人出具的證據之一。針對這些象牙制品,《司法鑒定意見書》認為,“送檢的疑似象牙制品234件均為象牙制品,來源于亞洲象或者非洲象。亞洲象為國家Ⅰ級保護野生動物。亞洲象和非洲象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Ⅰ。經濟價值為703130元”。
 
       張某華的辯護人對鑒定中心所采用的鑒定對象提出了質疑,認為鑒定對象有可能只是象牙的照片而不是原物,因為《司法鑒定意見書》所附帶的照片與偵查機關扣押的照片相似。
 
       后來,綜合本案的情況,辯護人提出了犯罪嫌疑人存在無罪的可能性。不過,辯護人也表示,如果認定張某華構成犯罪,他也具有一定的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如購買地點允許交易、走私物品未流入社會等。
 
       “張某華,辯護人提出了第一個辯護觀點,認為你無罪,你是否接受這樣的觀點?如果你接受,我們認為你現在已經放棄了認罪認罰,因為法庭上不允許出現被告人表面上認罪認罰,卻任由辯護人提出無罪的意見、自己也同意的這種情況。”公訴人問。

      “不認可無罪。”張某華答。
 
      在本次庭審中,同時出現了被告人認罪認罰,但辯護人提出無罪可能性的情況。這種情況是矛盾的嗎?
 
       顧永忠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被告人認罪認罰,但辯護人通過審查證據材料或者法律的有關規定,認為可能存在無罪的情況時,應該獨立地向法庭提出意見,這是他的職責所在。同時,法律對法官也作出了明確要求,不能因為被告人本人認罪認罰、檢察機關按照認罪認罰案件起訴,法院就要無條件地接受認罪認罰。
 
       顧永忠所提到的法律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的規定,即“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這就是說,即使被告人認罪認罰,法院也應當做獨立審查和獨立裁判,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檢察機關的認罪認罰起訴。
 
       對于認罪認罰與無罪辯護是否矛盾,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勇輝表示,實踐中還沒有形成明確的規則。作為一名擁有近20年刑事辯護經驗的律師,他一直主張應該允許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做無罪辯護,因為法律規定了法院不應該采納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幾種情況,其中就包括被告人的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
 
       3.“從寬”是否可以突破法定刑
 
      “張某華,你同意公訴人的量刑建議嗎?”法官問。
 
       “我不是很同意。”張某華停頓了幾秒后回答。
 
       “你認為應該判多少?”法官再問。
 
       “不超過5年。”
 
       ……
 
       庭審伊始,張某華曾表示自愿認罪認罰,而此時卻表現出一種猶豫。這時,公訴人再次詢問張某華是否自愿適用檢察機關提出的認罪認罰從寬。
 
       這時,張某華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他說:“我想知道,就是說你簽認罪認罰的作用是什么?它能減多少幅度?能減多少時間?如果說我簽了,還是這么多,那我簽這個認罪認罰具結書有什么用?”
 
      目前,恐怕沒有人能準確回答張某華這個問題。當法官最后詢問張某華是否自愿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理這一案件,張某華表示“同意認罪認罰”。
 
      本案沒有當庭宣判。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從寬處理。但是,從寬是相對于什么而言的?從寬的幅度是多少?目前還存在不同看法。
 
       “從寬,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首先,不是與其他案子作比較,而是針對案件本身而言的。其次,目前大家認為認罪認罰里的從寬屬于從輕處罰的一種情節,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內考慮從寬。當然,也有人提出將其作為減輕處罰的一種情節,據此就可以低于法定刑量刑,但目前這個說法大家一般都不接受。”顧永忠在接受采訪時如此說道。
 
       對此,朱勇輝則主張將從寬作為減輕處罰的一種情節,而不僅是從輕處罰。他認為,從寬的幅度應該更大一些,可以在相應的情況下突破法定刑;否則,被告人對適用這一制度的積極性并不高。
 
       法律眼  
 
       1.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辯訴交易存在根本區別
 
       顧永忠
 
       一般認為辯訴交易包括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罪名交易,檢察機關可以將重罪名變成輕罪名。
 
       第二種是罪數交易,檢察機關本來可以指控犯罪嫌疑人多個罪名,通過交易,可以變成少于原來的罪名,罪數就減少了。
 
       第三種是量刑交易,因為犯罪嫌疑人接受了檢方的指控,檢方向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議會比較輕。 
 
       總之,一旦達成辯訴交易,就不會采用陪審團對案件進行審判,這就大大簡化了審判程序,減少了司法資源的投入。控辯雙方基本可以掌控案件的結果,避免不確定的、對本方不利的后果。
 
       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首先不允許把重罪名變成輕罪名,也不允許把數罪變少,而只能在犯罪嫌疑人確實有罪并且自愿認罪認罰的情況下,對其提出有利的量刑建議。
 
2.被告人認罪認罰后有無權利后悔
 
朱勇輝
 
       這里包括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后悔權,就是說被告人可以在任何時候收回認罪的決定,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那么,法庭就應該無條件地不再按認罪認罰的程序來審理,而轉為其他法律程序。
 
       第二個層面是被告人后悔之后,又想再次認罪認罰,是否可行就存在不同看法了。
 
        我認為,問題的本質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究竟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項權利還是司法機關的一項職權?
 
       目前的實踐是按照司法機關的職權進行的,但我認為這應該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項權利。無論是從保護個人權利角度看,還是從推進這一制度本身的需求看,這一制度還可以更寬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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