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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坤:一家征地拆遷律所的成功密碼

編者按:

      從1989年到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已經頒布實施30年。制度層面上的《行政訴訟法》或許只是一項法律規則,但它的發展、完善背后卻映射了整個國家在法治建設中的進步。
 
       《行政訴訟法》從無到有的30年發展歷程中,一位普通律師曾參與其中,貢獻過力量。這位律師,就是北京京坤律師事務所創辦人李吏民。
 
       在他的領導下,創辦于2014年、專注于不動產征收領域的京坤律所已經獲得了多項社會榮譽。

李奎 田為 

      在京坤律所成功背后,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理科生李吏民一路走來依仗的強大邏輯思維能力。
 
       邏輯,不僅體現在李吏民代理具體案件的訴訟過程中,也體現于他對職業前景的思考和判斷上。根據分析,他認定行政訴訟的春天已經到來,而京坤律所能選擇的最好的迎接方式,就是團結眾人的力量“把蛋糕做大”。
 
       為了能更好地提供法律服務,北京京坤律所創設了獨有的團隊合作模式。
 
       每一起案件都由主辦律師、輔辦律師、律師助理等多個成員組成的團隊綜合辦案,讓不同的律師都能在各自專長的領域發揮優勢。
 
       北京京坤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吏民律師的人生并未按照既定的軌跡運行。在大學讀機電專業時,他從未想過有朝一日自己會成為律師。
 
       從“半路出家”進入法律行業到逐漸修成專注征地拆遷領域的律界精英,再到建立專業化律所“把蛋糕做大”,一路上,李吏民從陌生走到熟悉,從不知所措走到胸有成竹;而一路支撐他走下去、給予他信心的,則是從最初的學習和成長過程中習得的邏輯思維能力。
 
       善用邏輯  開啟名律之門
 
       從機電專業畢業后,李吏民嘗試過很多工作,做老師教授過機械設計和機械制圖,開過商店,也在企業做過銷售。后來,機緣巧合下,因為文字能力突出,他被借調進檢察院,負責寫作日常通訊稿和領導講話稿。
 
       一開始,李吏民并沒有對法律產生什么興趣。他直言自己最喜歡數學,從讀書時起就“不喜歡記東西”。
 
       在檢察院工作期間,李吏民目睹了一起土地承包糾紛,政府多個部門協調無果后,該案經由律師之手順利解決了。
 
       幾乎是同一時期,李吏民家中因為一筆貨款與旁人起了糾紛,家人請律師打官司花了5000元,但敗訴了。“這怎么就敗訴了呢?”李吏民心里很不解。經過反復琢磨,他發現了法律的魅力所在,便一頭扎進了法律的海洋。
 
       通過司法考試后,李吏民成為一名新手律師。當時,兩個迫切的問題擺在他面前:律師要如何去做?案源從何處來?
 
       一開始,因為沒有師傅教導,李吏民不知道如何把案子談下來。因為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律教育,就算談下案件他也不會辦案。
 
       因此,李吏民一度想放棄律師職業,他說:“作為剛入行的新律師,沒有成功案例,也沒有辦案經驗,如果我是當事人,肯定也不敢把案件托付給這樣的律師。”但是,“作為理工科出身的法律門外漢,我能一次性通過司法考試,尤其卷三、卷四都是高分通過,我認為自己還是有一定的潛能和優勢的”。
 
       為了證明自己,李吏民不計報酬地幫助律所里有案件的律師整理材料、開庭,以這種方式參與到案件中。空閑時,他就去法院旁聽案件。
 
        辛苦總不會白費,慢慢地,李吏民的辦案實操能力得以提升,也開始有人委托他代理案件,緊閉的職業大門終于被打開。
 
(國內知名律師、北京京坤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吏民)
 
       后來,李吏民找到了自己的優勢,那就是理科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修成的強邏輯思維能力。
 
       畢竟,“律師工作的核心是解決當事人的糾紛,思路必須清晰。話說了半天但沒有重點,是律師的大忌”。
 
       再具體點兒說,即律師需要對案件的辯護進行設計。一起案件存在不同的訴訟方向,從不同的方向入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訴訟結果。
 
       因此,律師需要經過一步步的假想、模擬和推理,決定從哪個角度入手,己方的舉證責任才能達到最小,實現當事人訴求的可能性才最大。
 
       “就像反向推導題一樣,已知當事人的訴訟目的和案子涉及的法律條文,等于已知結果和條件,接下來就是尋找具體的解題思路和方法了”。
 
       李吏民表示自己曾作為被告代理人參與了一起民事糾紛案。在原告和被告合伙做生意期間,被告拉走了一車價值十幾萬元的貨物遲遲不還,原告訴請對方返還該貨款。
 
       “對方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提出雙方合伙關系曾經存在,現在賬目已經算清,但被告方沒有返還那一車貨物,”李吏民說,“我們也認可合伙關系,但是我們主張賬目沒有算清,要求找第三方清算賬目。這樣一來,就需要對方舉證證明賬目已經算清了。”
 
       由于書面憑證不見了,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需要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告方理所當然敗訴了。
 
       因有著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李吏民在競爭激烈的律師行業中殺出了一條血路。經過五六年什么案件都代理的前期積累,他逐漸站穩了腳跟。
 
       2007年,恰巧代理了長春的一個案件,讓李吏民把目光鎖定在了不動產征收領域。
 
       這是一起有關征地的案件。當地想建造一座廣場,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土地部門做出了責令村民交出土地的決定。
 
       按照法律規定,責令交出土地決定下達后超過一定期限內仍未執行的,相關部門才能向法院申請進行強制執行。
 
       這時候,村委會向法院提起了訴訟,并申請了先予執行。如此,村民的土地很快就被強占了。村民上訪兩三年也沒解決問題。
 
       無奈下,村民找到了李吏民,通過法律手段拿回了自己應得的利益。
 
       通過這起案件,李吏民發現了不動產糾紛領域的市場藍海:“與房屋、土地、一些固定的構筑物等不動產權屬有關的糾紛特別多。但是,當時專門做行政訴訟這塊的律師并不多。而且,這塊糾紛不僅涉及弱勢群體,也涉及公民的私權利。"
 
      “如何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所有權,將濫用公權力的行政行為規范有序,是我們的職責。”李吏民說。
 
       理性堅持  成為職業習慣
 
       不動產糾紛一般涉屬行政訴訟,又因為行政訴訟特殊的“民告官”屬性,往往具有一定難度,尤其是牽扯開發商的不動產糾紛,律師甚至可能遭受人身安全等威脅。
 
       李吏民曾經因為給“釘子戶”代理案件,接到“有人花了80萬要買你一條腿”的電話威脅。提起這件事,他臉上沒有一絲畏懼之情,盡管他自認為自己從小就性格內向、膽子小。隨著經驗的積累,面對事情時始終保持理性和冷靜,幾乎從一種職業習慣轉變成他性格的一部分。
 
       李吏民向《法律與生活》記者分析:“最后也沒人過來(真的卸了我的腿),(所以)其實對方的用意就是威脅和恐嚇。而且對方這樣做沒有一點兒用處——與其出80萬元或者100萬元(來卸我的腿),不如拿這筆錢把問題解決了。不然,哪怕我真的被‘卸了腿’,只要當事人的問題沒解決,他可以找王律師或周律師繼續代理案件。只要問題沒解決,哪怕把我殺了也沒用。”
 
(李吏民在自己的辦公室)
 
       當然,危險仍然伴隨著不動產征收律師的執業生涯。“實際上,只要你把控好了,(還是沒什么問題)往往能有驚無險,化險為夷。”李吏民說。
 
       他回憶起以前接受過的一起案子:受村委會的委托,代理一起群體型案件時,二審剛開完庭,判決結果還沒出來,村民就圍在法廳門口,嚷嚷著“律師你說的都是假話”,舉著拳頭想沖上前打人。
 
       “當時我一看這個情況,就從法庭的后門離開了”。該案庭審時,200多名村民進行了旁聽。
 
       庭前,李吏民對該案調查了一個多月,走訪了六七百戶村民。他自認自己在庭上的發言有理有據,“只不過后來法院還是判村民敗訴了,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村民將不滿和怒氣轉移到了律師身上”。
 
       李吏民向記者詳細介紹了這起讓他記憶深刻的案件的案情——
 
       該案件涉及土地糾紛問題,具體來說就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某村村委會用一元錢一畝的價格,口頭將土地承包給了村民,而且沒約定期限。一部分村民按照這個價格和承諾種了很多年的土地。
 
       后來村委會換屆,想蓋學校和養老院。為了籌措建筑資金,村委會在村里發布告示,稱原來的承包費太低,現收回原來承包出去的所有土地,改為公開對外進行發包。其中,原來承包過土地的村民在同一競爭條件下優先承包。
 
       但是,一部分原來承包土地的村民沒有參與競包,也沒有按照現在的承包費補交錢,卻仍舊使用著土地。而一部分原來沒有承包土地的村民通過競包,交納了承包費用后與村委會簽訂了協議。

      如此,雙方就土地的使用權歸屬問題產生了矛盾,甚至展開了械斗。
 
       為了解決矛盾,村委會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訴請解除之前的口頭協議。法院一審判決口頭協議解除。相關村民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了上訴,二審維持了原判。
 
       之后,村委會提出,想繼續承包土地的村民可以與之前競包成功的村民進行講價協商。最終,矛盾終于通過合法合理的方式解決了。
 
       采訪過程中,李吏民一直強調“問心無愧”。當記者問及面對上述風險其心中是否害怕時,他也是一臉坦然,“咱們確確實實占理兒”。
 
(李吏民接受記者采訪)
 
       他提及,符合良心和社會主義價值觀是京坤律所選擇代理案件的標準。
 
       “前段時間我們還推掉了一個(委托)。某家拆遷之后,子女和父母之間發生了糾紛。像這樣的案件我們就不代理,”李吏民說,“我覺得,通過法律手段想辦法從征收方多得一些錢,這是咱們律師的本事,而不是在家庭內部怎么勾心斗角。”
 
       在他看來,舍棄了親情的利益就是不義之財,不義之財類的案件他都不會代理。
 
       對于那些沒那么“黑白分明”的案件,是否代理的判斷則主要著眼于情理層面,即當事人是否鉆了法律的空子。
 
       比如,有的人為了獲得拆遷補償,訴請自己于二三十年前出賣農村宅基地房屋的協議無效。這樣的主張一般會得到法院的同意,因為按照法律規定,農村宅基地不能進行買賣。
 
       “但是,買房的人已經購買房屋,而且居住了二三十年。因此,哪怕原房主的請求符合法律規定,但實際上也違背了誠信原則,這種委托我們是不代理的,”李吏民說,“但如果是被告方,我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為他爭取更大的利益。”
 
       在一起此類案子的訴訟中,雖然法院判令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但李吏民緊緊抓住房屋升值這一點同拆遷部門進行積極協商。最終,他為作為被告的委托人爭取到了一套價值500多萬元的房子和50萬元裝修款的賠償。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幾乎沒有律師“施展”空間或已經窮盡了法律手段的案件,李吏民也不會代理。
 
       “人打官司是會上癮的。”他告訴記者,有的案子要么沒有道理,要么沒有證據,要么時效已過……但是敗訴后,當事人像鉆進牛角尖一樣,“執著”地上訴、申訴。
 
       “有的律師可能會因為當事人付了錢就照樣代理(案件)。但實際上,這會導致當事人更加走不出訴訟死胡同。像這種情況,我們會盡量勸說當事人不要再繼續打官司了,應該面對現實,勇敢地走出去。”李吏民說。
 
       團隊作戰  為辦案質量保駕護航
 
       邏輯,不僅體現在李吏民代理具體案件的訴訟過程中,更體現于他對職業前景的思考和判斷上。
 
       律師是一個相對自由的職業。大部分律師專注自己的業務即可,無須打卡上下班。相比坐班,外出是律師們更常態的工作模式。
 
       因此,對能力較強的律師來說,在律所工作與創建自己的律所并沒有太大區別,除非“你想把蛋糕做大”。
 
       在這種理念的引領下,2014年,李吏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律師一起成立了北京京坤律師事務所。
 
(北京京坤律師事務所精英團隊正在開會)
 
       他認為,“隨著法律服務市場的日益精細化,一個人單打獨斗的時代已經過去。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團隊,靠團隊協作的力量‘把蛋糕做大’才是關鍵”。
 
       比如,相較于個體律師,大型企業在選擇法律顧問時往往優先考慮律師團隊,因為一個人無法面面俱到,但團隊可以做到。
 
       “事情都是一體多面的,”李吏民略顯激動地向記者解釋團隊作戰的重要性,“比如我的手,從這個角度看是一個大巴掌,從另一個角度就只能看到薄薄的一層(厚度)。
 
       對待案子也是一樣,關鍵是從哪個角度進行處理。角度選對了,可以說沒有辦不了的案件。”
 
       為了進一步提高團隊協作的能力,京坤律所內部成立了由骨干律師和合伙人組成的案件管理委員會,嚴格把關每一次接案和結案,力爭“不讓委托人多花一分冤枉錢,更不讓委托人在遭受拆遷補償不公正待遇時承受二次傷害”。
 
       辦案律師提出自己的辦案思路之后,案件管理委員會會與辦案律師一起討論案情,確定最佳方案,為律師的辦案質量“保駕護航”。
 
       除此之外,京坤律所還制定了團隊辦案流程規程。從咨詢、案件分析評估到辦案再到結案,覆蓋了所有環節的流程被制作成樹狀圖,張貼在會議室玻璃門旁邊的墻上,讓每一位來律所咨詢的當事人都能看到。
 
       也許出自理科生的天然敏感,李吏民格外看好大數據在律所運行、管理方面的前景。他向記者透露,京坤律所正在籌備一個網上辦案系統。
 
       按照設想,從一開始的接待、案件咨詢到最后的結案,所有流程均要在辦案系統中留痕。律師在權限范圍內可查詢所有信息。
 
       這樣一來,極大地方便了協作負責案件不同部分的律師互相了解彼此的進展情況,案件管理委員會了解案情時也更直觀方便。
 
       不僅如此,簽完律師合同后,律師可向委托人提供系統賬號,通過登錄辦案系統,客戶就能查閱與自己相關案件的所有進展情況。
 
       委托人和律師之間需要信任。但是,除當庭辯護外,律師的很多工作往往不會被“看到”。
 
       信息的錯位容易導致委托人對律師產生懷疑,“你收了我那么多錢,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顯而易見地,公開透明的可視化系統能“把誤會消滅在搖籃中”。
 
       通過登錄系統,委托人能看到律師為委托而進行的提請政府信息公開、調查、起草訴狀等種種努力。
 
       “不僅如此,委托人還能看到案件管理委員會對案件提出的建議,能感受到整個律所團隊的力量。”李吏民強調說,“甚至假如當事人想投訴某個律師,只要(律所)主任登錄了系統,就能大致了解整個案件經過(而無須詢問相關律師),很便于管理。”
 
       在李吏民看來,數據化辦案和數據化管理不僅簡便透明、便于信息的傳輸、利于總結類型案件的基本特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站在當事人的立場為其提供法律服務。
 
       “打個比方:與當事人打電話過來問,‘李律師,那個文件你寫好了沒有?’相比,我主動打電話告訴對方,‘法律文書已經做好,麻煩你查收一下。另外請帶上材料,咱們明天面談’;或者告訴對方隨時都可以登錄辦案系統查詢案件進行到了何種程度,你覺得哪種情況當事人的感受更好?只要我們認真做了,當事人自然能感受到律師服務中的真心誠意。”
 
       永遠止境  追求高質量法律服務
 
       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2019年3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18年全國行政復議、行政應訴情況發布會時介紹,2018年全國各級行政復議機關共辦理行政復議案件25.7萬件,辦結22.4萬件。
 
       在辦結的受理案件中,作出撤銷、變更、確認違法和責令履行等糾錯決定的約3萬件,糾錯率達15.1%。2018年,各級行政機關共辦理一審行政應訴案件23.5萬件,敗訴率約14.7%。
 
       基于這一背景,很多法律人斷言,行政訴訟的春天正在到來。李吏民也不例外,他堅信三大訴訟中當下最不發達的行政訴訟以后會越來越發達,“因為依法治國政策,所有的行政行為都會被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中,以后的訴訟范圍肯定越來越大”。
 
       李吏民認為,征地拆遷類的很多業務都處于待開拓狀態,因為民眾對“民告官”仍然有顧慮,或者還不具備相應的法律意識,抑或無法請、請不起律師。在老百姓心里,上訪可能是比起訴更有效的維權方法,盡管那實際上是一種非正常的手段。
 
       “哪怕老百姓上訪后,領導下一個決定或者文件就把事情解決了,但這(仍然)是非正常的(解決方法)。在法治社會里,依靠法院的審判(來解決問題)才是正常的流程。”李吏民說。
 
       針對當下的行政訴訟現狀,京坤律所調整了自己的收費標準。很多咨詢變成了免費,律所還組織所有律師綜合各自的辦案經驗,輔以案例,耗時半年,匯成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糾紛處理圖解錦囊》一書。
 
       2018年,李吏民編寫并出版了書籍《律師來了——農村常見法律問題律師答疑》,把包括征遷法律問題在內的所有農村常見糾紛,系統詳解了個遍。
 
       在京坤律所的微信公眾號“京坤拆遷律師”上,每天都有征地拆遷的相關信息推送。為了打破知識壁壘,該微信公眾號還設置了短視頻、視頻、直播等多種形式的法律專業科普鏈接,干貨滿滿。
  
       律所每周開一次案件研討會,每月召開一次由合伙人律師主講的辦案指南及最新法律法規學習會。
 
       為了更好地總結案件,李吏民還要求律所的律師每兩年歸納、總結、整理一次所有經辦案件,并評選出所內十大經典案例,供青年律師在研討會上系統地學習。
 
       也有人質疑京坤律所此舉是否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但在李吏民看來,所謂“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只是一個局限的看法。
 
        “你認為蛋糕就那么大,但實際上我們可以通過提高我們的服務質量、提高民眾消費法律服務的意識等方式把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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